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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作者：张慧（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事关自我革命整体建设的问题，是事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质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刮骨疗毒的胆识解决缠绕党的思想作风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壮举推进反腐败工作等，充分表达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自我革命重在制度建设，重在建章立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革命者的必修课，是革命者必备的素养，不断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积极的自我修复能力。全面理解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的论述，我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自我革命；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地位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推进党的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党的自我革命涉及的社会领域范围之广，深层次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过规范的制度体系为自我革命保驾护航，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制度支撑，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这些都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都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党组织应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就是按照政治的要求推进公共政策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政治责任，政治责任的内涵外延本质特征是什么。政治责任不同于其他的一般责任，如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它是责任中的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既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根本任务，又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要求，必须将政治责任摆在首位，必须首先落实好政治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要主动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抓住了主体责任，就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就是实实在在担当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党交给各级党组织、各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其要求是全面的、系统的，同时也是具体的、有层次的，党员干部应该准确把握全面理解，不折不扣承担起全部的政治责任。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
我们党一向主张权力与义务相统一，权利与责任相统一，有权必有责，有责必追责，如果有责不追，那么责任就形同虚设，既然我们党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是理所当然的。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涉及到一系列制度法律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发展改革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涉及到政治责任问题就有被问责的可能，问责虽然不是目的，但实践中问责是不可或缺的程序，我们一定要用好问责这一利器。
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这只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关键方面，就是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政治责任特指政治人员在从事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应承担的一种责任，包括积极的政治责任，按照政治的要求推动其实施的职责；消极的政治责任，未能履行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它与政治人员在政治活动中担任的角色密切相关，政治责任本身是一个包含责任因素的概念。政治责任主要是针对现实政治而言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种规范，主要评价标准是制度的价值原则而不是个人的道德标准，更不能以理性主义作为政治责任的评价标准。政治责任具有相对抽象性，它不能完全由法律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政治责任的评价和承担方式也不一样，政治责任的实现具有优先性，政治责任还可以追溯、连带等，任何时候政治责任的追究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由于政治责任主体所从事公共权力的有限性，政治责任主体责任的有限性，以及政治责任程度的有限性决定了政治责任是有限的。政治责任的实现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是党的追究，主要是指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对党政机关中由其管理的干部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二是立法机关追究，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它们有权对其选举、决定、任免的干部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三是上级追究，主要指上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对下级部门政治官员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四是自我追究，是指政治官员自认为履职不力或言行违背民意等而进行的自责；五是社会追究，指社会民众对应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直接发动的追究。政治责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政治建设的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建设质量问题，我们一定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培育政治责任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担当。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党推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民群众关注度比较高的法律制度问题，因此我们党要完成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目标，必须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我们的法律仍然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我们很多制度规范体系仍然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
要坚持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法律制度根据；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据，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只是党的若干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只有在党章的指引下进行，才能高质量实现预期的目标；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民主集中制展开，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进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这说明党是领导一切的。健全党的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关键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既规范权力又保障权利，在各种监督制度中，要突出党的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其他监督密切配合，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治监督的目标是预防一切形式的腐败，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强化政治监督，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不断增强政治监督针对性、准确性、适用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处于权力的中心，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或者权力太大，容易脱离监督导致腐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重在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效。同时，我们还要发挥好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从严治党等方面的问题，聚焦各级党组织是否发挥好领导核心的作用，是否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全面准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其中重点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让政治巡视实实在在发挥作用。
中新社70年 | 从47个开始，走向新闻方阵最前排******
2022年是中国新闻社成立70周年。1952年，新中国刚诞生3年，百废待兴，共和国缔造者们在此时创建了中国新闻社。
70年无一日中断发稿
筹备成立中国新闻社，从提出动议到正式成立，历时将近一年。
1951年10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承志最初提出动议；
1952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这一议题并做出决定；
9月14日，员工队伍初步组建完成；
10月1日，开始对外播发新闻，至今70年无一日中断发稿。
创建中国新闻社是为了开展海外华侨服务，具体地说，是为了向华侨报刊提供新闻服务。当时海外华侨约1200万，散居在五大洲，其中绝大多数旅居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北美和欧洲。
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诞生开始，华文报刊生生灭灭。到20世纪末，大约出现过数千种规模不等的华文报刊。
194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报纸有97家，其中印度尼西亚28家，缅甸6家，印度2家，泰国7家，越南10家，菲律宾4家，美国12家(日报9家、周报3家)，加拿大4家，夏威夷2家，古巴3家，英国2家，非洲2家。
由于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广大侨民寄人篱下，自叹是“海外孤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外孤儿有了娘”。
从47个开始
廖承志最初提出设立中国新闻社的动议，并负责中国新闻社的具体筹备工作。作为革命家的廖承志，多才多艺，是党内优秀的宣传家，有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是延安时期新华社创始人之一，十分熟悉通讯社的组织架构和运作。
1952年9月14日，是中国新闻社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新闻社诞生的纪念日。这一天，44岁的廖承志风华正茂，他来到北新桥三条一号“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的筹备会议并发表讲话。
▲华侨大学秋中湖畔的廖承志塑像 中新社记者 傅丹丹 摄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社的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共有47人，因此廖承志这篇讲话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怎样办好中国新闻社？廖承志在讲话中发出“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他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调子要低一些。
最初播发口语记录新闻
中国新闻社是通讯社，服务对象是海外报纸。当时的发稿手段是通过电台广播记录新闻方式向用户提供新闻稿，报纸编辑记录下来选用。1952年9月22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帮助下，中国新闻社使用“中国新闻广播电台”呼号，以普通话记录新闻形式向国外试播记录新闻稿。
195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新闻社理事会成员33人名单和电台播音时间、频率的消息。
当年10月1日，“中国新闻广播电台”正式播音。这天播发的新闻共有10多篇，约10000字。中国新闻社成立后的第一篇广播新闻稿是：《首都纪念国庆节举行隆重阅兵式》。
当时每天发稿一半用记录新闻播出，一半用文字印发。开始，记录新闻和文字稿单独印制发行，后来合印为《中国新闻》新闻稿发行。记录新闻是时效性强的报道，文字稿属于通讯和特约稿件。
“中国新闻广播电台”播发口语记录新闻，向香港、雅加达、吉隆坡、加尔各答、仰光、西贡、檀香山和墨尔本八个定点地区广播。三天后，即10月4日起，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和香港华文报刊陆续刊登中国新闻社播发的新闻。
调集众多海外华侨报人
1952年12月，中国新闻社正式组成领导班子，确定中新社组织领导人和组织机构：理事会和社务合一制，社长为理事会召集人。首任社长是金仲华。
中国新闻社成立不久，相继调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老新闻工作者；调来一批海外华侨报人，有的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主笔、总主笔，有的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社论撰稿人。一家传媒机构调集如此众多的海外华侨报人，这在新中国传媒发展史上是相当独特的历史现象。
他们熟悉海外华侨的心态，具有丰富的华文报刊工作经验，坚持贯彻“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在实践中形成中新社独特的报道风格，为“中新风格”的形成做出了历史贡献，值得一代又一代中新社人珍惜与传扬。
▲2019年10月12日上午9时，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70年来，中国新闻社和伟大的祖国一起进步成长，期间经过几次再创业，已经成为在海外华人社会、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闻文化机构。
70年来，中新社人始终不忘中央建立中新社的初衷，不忘廖承志对中新社的定位要求，创造出在新闻界独树一帜的“中新风格”，走向了新闻方阵的最前排，并伴随时代进步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在漫长岁月的不同时期，中国新闻社一直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中新社人大组记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进行报道 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作者：郭招金(中新社原社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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